古代有哪些众筹

古代社会虽无现代金融术语，但早已孕育出形式多样的众筹实践，它们根植于宗族互助、公共建设、文化创作与军事行动中，通过集体出资、募捐集资、分摊成本等方式，实现了从修建桥梁庙宇到出版书籍、支援战争等广泛目标，展现了人类协作智慧的悠久传统。本文将系统梳理古代众筹的十二种主要形态，剖析其运作逻辑与社会文化根基，为理解集体筹资的历史脉络提供一份详实的指南。

       当我们今天轻触手机屏幕，几分钟内就能为一个创意项目或紧急求助贡献一份力量时，或许很少会想到，这种“集众人之力，成一人之事”的智慧，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早已闪烁了数千年。“众筹”这个概念虽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但其核心精神——依靠群体的小额资金汇聚来实现个人或集体难以独自承担的目标——在古代社会中以各种朴素而有效的方式广泛存在着。它们没有华丽的线上平台，没有复杂的股权设计，却深深嵌入在宗法关系、乡土人情、宗教信仰和公共事务之中，成为维系社会运转的重要纽带。那么，古代有哪些众筹？让我们穿越时空，仔细探寻那些被岁月尘封却充满智慧的集体筹资故事。

       宗族义庄与祠田：基于血缘的互助基金

       在中国传统社会，宗族是最核心的社会组织之一。为了凝聚族人、救济贫弱、举办公共活动，许多大家族会设立“义庄”或划拨“祠田”。这实质上是一种长期性、制度化的家族内部众筹。例如，北宋名臣范仲淹创办的范氏义庄，其初始资金便来自范仲淹本人的俸禄捐赠以及后续族中富户的不断添置。义庄的田产收入，用于资助族内子弟读书科举、赡养孤寡老人、补贴婚丧嫁娶等开销。每个族人都可以根据定下的规矩申请资助，这相当于全族成员以田产收益为“项目”，共同为家族的未来与稳定进行投资和保障。这种模式将众筹与儒家伦理完美结合，资金来源于族内（众），用于族内公共福利（筹），维系了家族的长期繁荣。

       庙宇、桥梁的“捐资碑”：公共基建的民间融资

       行走于古村古镇，我们常能在古老的寺庙、桥梁旁看到刻满人名的“功德碑”或“捐资碑”。这或许是古代最直观、最普遍的众筹实物证据。修建一座桥梁或庙宇，所需资金巨大，绝非一地乡绅或官府能独立承担。于是，主持工程的乡贤或僧侣便会发起募捐，上至官员富商，下至普通农户、贩夫走卒，都可以根据自身能力捐资，哪怕只是几文钱、几斗米。所有捐款者的姓名和金额都会被镌刻在石碑上，永世流芳。这不仅筹集了工程款，更赋予了捐赠者强烈的参与感和荣誉感，是一种极其成功的“回报式众筹”。四川都江堰的历代修缮、福建泉州洛阳桥的建造，背后都有大量民间捐资的记录。

       “印子钱”与“请会”：小范围金融互助会

       在古代民间，尤其是明清时期，流行着一种称为“请会”、“摇会”或“标会”的金融互助形式。通常由一位急需资金的人（会首）发起，邀请十数位亲友、邻居（会脚）入会。约定每人每月拿出一定数量的钱，汇聚成一笔总资金，然后通过抽签或竞标的方式，决定每月由谁使用这笔整钱。急需用钱者可以优先中标，但可能需要支付一点“利息”给其他会员。如此循环，直至所有会员都轮流使用过一次资金。这本质上是一种顺序轮转的储蓄与信贷联盟，每个人既是出资者（众筹支持者），也是潜在受益人（项目发起人），完美解决了小农经济下个人应对婚丧、疾病、经营等大额开支的融资难题。

       书籍出版的“刻资”：文化知识的众筹传播

       在古代，书籍出版成本高昂，尤其是雕版印刷。许多学者的著作或因资金匮乏而无法面世。于是，“募刻”或“集资助刻”便成为常见方式。作者或其门生会向欣赏该著作的官员、学者、藏书家乃至地方望族发出倡议，请求他们出资赞助刻板印刷。作为回报，出资者的姓名常被列入书前的“助刻姓氏”名录中，有时还能获得首批印制的书籍。明代许多文集、地方志的出版都依赖于此。这类似于今天的出版众筹，支持者并非为了经济回报，而是出于对文化传承的支持和对名誉的追求，共同促成一部作品的诞生与流传。

       戏曲班社的“写戏”：艺术创作的前期订购

       在古代戏曲行业，戏班在排演新剧目前，常会采用“写戏”的方式筹集资金。班主或主要演员会带着新戏的提纲或部分唱段，前往潜在的“金主”——如商会、会馆、富户家中进行推介。如果对方感兴趣，便会预付一笔定金，约定在未来某个节庆或堂会时，请戏班来演出这出新戏。有时，一个戏班的巡演旅程，就是由沿途多个村镇或商号预先“写戏”支付的定金所支撑起来的。这可以看作是一种“预购式众筹”，观众（支持者）用资金预定了未来的文化消费，而戏班则获得了创作和排练的启动资金，降低了市场风险。

       战争时期的“捐输”与“纳粟”：国家动员的特别筹资

       在国家面临重大战争或财政危机时，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常会发起“捐输”或“纳粟”活动。这并非强制税收，而是鼓励民间（主要是绅商富户）自愿捐输钱粮以助军饷或国用。作为回报，朝廷会根据捐输数额给予捐资者相应的荣誉头衔（如“员外郎”虚衔）、功名（如监生资格）或减免部分税赋。清代平定大小金川、鸦片战争时期，都曾大规模推行此类捐输。这可以视为一种国家层面的、以政治荣誉为回报的众筹，在短时间内快速聚集社会资源以应对紧急状态。

       社区“社仓”与“义仓”：应对饥荒的粮食储备池

       为了应对自然灾害导致的粮食短缺，中国古代从隋唐起就倡导设立“义仓”，明清时期在乡村则普遍设有“社仓”。其运作模式通常是：在丰年时，由官府倡导或乡绅主持，动员社区内的农户自愿捐纳一部分余粮存入仓库；待到荒年青黄不接时，再以借贷或赈济的方式发放给缺粮户，秋收后归还。粮仓的管理由公推的乡贤负责。这本质上是一个社区内部的粮食“众筹”与共享平台，将分散在各家各户的剩余粮食集中起来，形成应对风险的公共储备，体现了“积谷防饥”的集体智慧。

       航行贸易的“舶本”合伙：远洋冒险的风险共担

       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中，一次远航需要巨大的本金，且风险极高。于是，“合伙制”应运而生。船主、货主、出资人（有时甚至船员也可以带少量货物入股）共同出资组成一次航行的资本，称为“舶本”。航行结束后，出售货物所得利润，按出资比例进行分配。如果船只遇险沉没，则所有损失由合伙人共同承担。这种模式在宋元时期的泉州、广州等港口非常盛行。它通过众筹分散了远洋贸易的巨大资本压力和风险，让中小商人也能参与利润丰厚的海外贸易，是古代高风险商业投资的经典众筹方案。

       科举考试的“宾兴”基金：教育投资的集体行为

       为了资助本地学子参加科举考试，许多州县会设立“宾兴庄”或“科举基金”。资金来源于地方官府的拨付、没收的田产以及本地士绅商民的捐赠。基金的田产或银钱发商生息，其收益专门用于补贴本地生员、举人赴省城、京城参加乡试、会试的盘缠、食宿费用。这相当于整个地方社会共同出资，众筹支持本地优秀人才去追逐功名。一旦有人高中，不仅能光宗耀祖，也能提升整个家乡的声望和潜在的政治影响力，是一种着眼于长远社会回报的教育投资众筹。

       水井、道路的“摊派”修建：社区微基建的成本分摊

       在村庄层面，挖一口公共水井、修缮一段村路，这类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微型基础设施建设，通常采用“摊派”的方式。由村中长老或里正主持，根据每户的田亩数、男丁数或经济能力，计算出各自应承担的费用或劳力，然后收集起来统一使用。这虽然不是完全自愿的“捐”，但基于社区共识和公平原则，是一种强制性与互助性结合的集体筹资行为。其逻辑是：项目（水井、道路）惠及全体，成本理应由全体按能力分摊，确保了社区基本功能的维持与改善。

       寺院“化缘”与“供僧”：宗教信仰的持续赞助

       佛教寺院的日常维持和大型建设，很大程度上依赖信众的布施，这是一种基于信仰的众筹。小到僧侣日常“化缘”乞食，大到为塑造佛像、修建殿宇而发起的专项“募缘”，信众通过捐赠钱粮、物资甚至土地来积累“功德”。一些寺院会有长期的“供僧”制度，即由某位或某户富裕信众承诺长期供养一位僧人的衣食。这种众筹的“回报”是精神性和彼岸性的，支持者相信布施能带来福报。敦煌文书中有大量记载显示，石窟的开凿、壁画的绘制，往往是由地方贵族、官员乃至普通百姓家庭集资完成的。

       民间“红白”喜事的“凑份子”：人情社会的应急互助

       最后，一种至今仍广泛存在的、最生活化的古代众筹遗存，便是婚丧嫁娶时的“凑份子”。当一户人家举办婚礼或丧礼时，亲友邻里会送上礼金，这礼金并非单纯的赠与，而是一种互助循环。今天你家办事我送来，明天我家办事你也会送来。它帮助事主家庭应对仪式带来的集中性大额开销，同时也巩固了人际关系网络。这可以看作是一个基于人情信誉的、无限循环的微型众筹系统，每个参与者都在这个系统中既付出也获取，共同分担了人生重大仪式的经济压力。

       纵观这些形态各异的古代众筹，我们可以发现其核心要素始终未变：一个明确的目标（项目）、一个发起方（个人或组织）、一群支持者（公众或特定群体）、以及一种回报机制（物质、荣誉、精神或互惠承诺）。它们深深植根于当时的社会结构、经济模式和文化信仰之中。古代众筹的成功，依赖的是强大的社区纽带、牢固的信任关系以及公认的社会规范，而非电子合约和法律条款。这些古老的智慧提醒我们，技术只是工具，人类协作互助、共担风险、共享成果的本能，才是推动社会前行的永恒动力。在欣赏现代众筹平台高效便捷的同时，回望这些古老的实践，或许能让我们对“众筹”的本质有更温暖、更深刻的理解。